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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恩书法作品展将在大秦艺术中心开幕

东方早报 | 2016-06-28 08:42:00 | 我要评论

胡庆恩

胡庆恩,字现明,河北沧州人。博士、硕士学位分别攻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协会员,曾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等全国重大奖项,并数次参加全国重大书法展览。多篇文章、随笔发表于《中国书法》、《美术观察》、《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等杂志、报刊。出版作品集数种。胡老师为首届兰亭奖创作奖获得者,其楷书融魏碑之法刚健笃实,中正端严。为当代中青年书家之佼佼者。将于2016年7月1曰至7月3日在大秦艺术中心二楼沐雅画廊.博毅轩办展,敬请您拨冗莅临。

荣誉记录

2002年:获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办的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

2003年:获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提名奖;

第五届国际“赛克勒”书法大赛二等奖;

2004年:获全国首届大字展一等奖;

全国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书画大赛一等奖;

2005年:获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四届正书展全国奖;

2006年:获全国首届书法“冼夫人奖”一等奖;

其他奖项

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联评选的第十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河北省书协主办的首届河北省书法长城奖;

河北省沧州市狮城文艺振兴奖特别奖等;

2007年:潜心参学中国传统文化。

2008年:入首都师范大学攻读书法学艺术硕士;

2011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导师张荣庆先生,研究方向为书法实践与理论。

心 之 用 ——当代书法批评之关捩

文/胡庆恩

书法批评在当代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当代书法多有迷失与浮躁的时刻,书法批评应当肩负起厘清的责任。而这项工作需要在书法之上的更广大的文化层面来寻求答案。如果仅仅以“自见”、“自是”就事论事,或仅仅依二元对待评价是非美丑,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高屋建瓴、溯本清源,就难以照见书法的本质,其势必凌乱,其效必微弱。

当代书法实践与批评在中西文明交汇融合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展开,展现了有别于以往的状况和特征。突出者三,其一,西方艺术理论和方法论进入中国后,在交融汇合中大大补益了中国“长于理性短于理智”(梁漱溟语)的状况。形式构成乃至图像精神分析等有助于更具体而微地解读把握书法的相、用。但如果迷于其中,不能达本显性,则无异于舍本逐末,寻枝摘叶,以致乱花迷眼,难溯根源。徒斤斤于形而下,不能上达务本,会逐渐丧失中国书法文化属性的根本。其二,展览比赛成为当代书法交流中重要方式。如果说展赛是为交流书艺,推助这项传统艺术为目的而举办,则竞赛机制带来的争胜、功利心理在经济市场的发酵中必然产生一些不利的结果。以致指责、埋怨、委屈、骄慢充耳即闻,造作、伪饰随处可见。还有,几乎所有书者都面临艺术品市场的淘洗和名闻利养的考验。其实,问题本不在文化的交流碰撞,因为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几次外来文化的交汇,反而引发了中国文化的兴盛;也不仅在展赛本身,因为历史以来书法交流品鉴的方式就有很多,其中并不乏功利的因素。品鉴便涉及书者和书作的优劣高下,今日所见古代经典并无矫揉造作者;更不在艺术品市场的逼迫,因为生存本来是所有人之所需。

反观一下我们对待书法的初心,可以明白自己、群体今日在书法受用上的由来。如《华严经》觉林菩萨偈所讲:“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种种情状还是书者乃至这个群体、社会,或分别或共同,或有意或无意的内心择取的结果。《楞伽经》中说:“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五识为伴侣,妄想观伎众”。书法如伎,每一个书者心、意、五识、思想的展现和运用是千差万别,受用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心志的运用如同路标指引着作为的方向和结果。悠游之心显悠游之用,功利之心显功利之用,此受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日种种情状所以发生,检讨一下起初的发心便不难明了。对照一下古人,尤为明显。书法的目的和指趋到底是什么呢?自古以来,书法是否仅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特性呢?或者说,古时书者,尤其是这些书法的成就者,对待书法是否只以实用性或艺术性为诉求便可以概括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关乎书法实践的未来和书法批评的准的。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书法的大用何处,就难免当局者迷。以古为鉴,可以照亮我们今日书法心路的旨趣。

中国文化具有直指生命本怀的特性。张东荪先生说:中国简直可说只有实践哲学,而没有纯粹哲学。这种实践性表现在对宇宙生命的了知、体证和运用。古代圣贤无不真诚平实,引人回心内省,在日用中认知实践。儒家以“明明德”,佛家以“明心见性”,道家以“自然无为”。“发挥浅深虽有不同,其理体工夫固无二致也”[1]中国艺术是在此文化根性的基础建立。如同一棵大树,根是生命的究竟和本源,枝叶依此出生成长。相、用有别,但其性不二。所谓:“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楞严经》句)。根深则枝叶繁茂。性显则相、用通达。今日通常所说:此乃玄言虚语,本不真实或者对今世没有意义。在古代,就儒家看,颜回“三月不违仁”、阳明在京格竹不得之类理学工夫记载很多。看一看儒家理学诸书,以致《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传习录》等,古人格物致知,祛习复性、“变化气质”、“事上磨练”等真实功夫随处可见。近年来,学术界如台湾学者杨儒宾等对儒家工夫论的研究成果颇多。另外,了解一下释、道的种种理法、修证与行持,同样是真实而平白的。

中国近代饱受屈辱,思想界普遍将罪魁祸首指向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救亡”、“启蒙”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依照这样的缘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立发展。百五十年后,尘埃落定,在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的时代,反观自身心,我们现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当代书写或评论的价值体现到底在何处?站在历史的坐标上,书家和评论家当反思。有说:今日中国道统已失。似乎这成了我们随意作为和发挥的理由。的确,自元明以降,随着社会大局的变动,恒志于道的士人逐渐减少,但亦不可言无,如民国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便是。“志于道”,听起来好像遥不可及。那么,无论科学如何发达,人类如何进展,人的自生而殁的这段生命如何填充和运用,当是无论古今中外,文化、生活背景,所有人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只是关注到还是没有关注到而已,也就是觉与迷而已。《大学》拈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此“意诚”、“心正”首要还是对自己的真诚和尊重。真诚和尊重的是什么呢:生命的庄严与成就。

中国书法是生命状态的外化,是精神境界的附属物。书法品格的高下取决于人品格的高下。品格高下又直接呈现于人的生命状态。品格高下由志愿可观。故古代书家特重立志或发心。因为在这个前提下建立书法的学习实践乃至品鉴批评,能够超越一切事相而能运用于一切事相探究书法的妙谛。孟子说:“志者,气之帅也。”又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譬如象群,大象在前,而小象从之。孔子提出“游于艺”,其前提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由此前提,于艺才能“玩物适情”,优游不迫,才能“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而心亦无所放矣”。[2]在这个前提下,赵壹著的《非草书》,其意并非非难草书本身,而是否定“天地之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蝨,乃不暇焉”[3]的态度。孙过庭才提示:“君子立身,务修其本”[4];东坡老人才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5],这个“初无意于佳”便是志之所依在道在德在仁,而非以书法的好丑作为书写的初心。山谷老人才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6]。黄道周才说:“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7]。作为书者或批评者,需辨志之所依,也就是心之所用。依于道、德、仁、义(不是通常社会道德价值所指)则书事虽处于末而举意动用皆明;如果仅依于艺术乃至名利,则难免一叶障目流转于事功徒成艺匠甚至俗事。

以探究生命本来的真相,或者说“志于道”作为书法学习实践评论的终极目标,便是直指生命本怀的心之大用。如同一面圆镜可以真切地照见我们的心智和作为。在此背景下,再讨论当今书坛热议的问题便会比较清晰,使当代书法实践、批评衔接上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略说其二:

关于“真”与“伪”的问题。书法的临摹、实践有技与道两个角度。技者道之用,道者技之本,乃是一体的两面。人人心性禀赋自然不同。书者由技而入道,达本而显用,由古人之迹会古人之心以发明自心。“通会之际”,得于心应于手,作直指的表达。这是一种用心。这种用心指向书写之真;还有一种用心便是斤斤于面貌的模拟,以自我风格的塑造作为终极的目标而忘失了当下心地本然的发露。仅以造作妄想之心在形而下的层面模拟、效仿,乃至扭捏作态,“心为物役”,指向的便是书写之伪。今日书坛所指“伪这”、“伪那”便是。依此反观古代书家,尤其是宋元以前书家的表现、言教便能明了其渊源所自。中国书法依本而生。古代书家更不是为书而书。而是其生命实践的一部分。未将书法引归人的根本诉求,就像不是在源头活水处开渠引水,众流即难以清澈明亮。今日有误读古代书论,随意曲解发挥古人言教者,亦是此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老子《道德经》句)“自见”、“自是”是遮在真谛上的雾霾。分别妄想执着是阻碍生命成就的路障。今日当代书法实践与批评工作在不断深入细化的同时,还需时时以文化本怀来观照心地与作为,做扫霾清障的工作。董其昌自从见项子京家旧藏,一改往日态度,发现自己“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譬如香严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8]。在此之前 ,他是“煞有肖似《兰亭》、《丙舍》、《宣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为踞唐人之上”[9]的。从徒守格辙、肖似形模升华到直指内心,心手相应,心物一如是书家思想、实践质的飞跃。董其昌如是,自古所有成就书家皆如是。如果拘泥于形态形式乃至拘泥于技法而未能超越,就难免“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何以故呢?因为“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10]。便很容易落成山谷老人警示的:“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11]。今日所说“伪古典”便是。

关于“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创新是以作品独特的风格面目为标志的。古来如此,无可厚非。问题是展现的是本来面目?还是面目全非?以及如何来展现?“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12]本来人格一面,何以再别立面目?头上安头,妄想造作耳。故书法史上帖派书家皆依传承,但风格各异,便是正常事。明代蕅益大师解《论语》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谓:“质如树茎,文如花叶,还有一个树根。由有树根,故使茎枝花叶皆是一团生机。彬彬者,生机焕彩也。”[13]这个“树根”便是此心。心有真妄,真心生出妙有,通过临摹实践,以心印心,得心应手,再以相、用显露此心,风格面目自然长成,“可喜可愕”自然“一寓于书”;妄心为“新”而创,徒叠加、变异于表象,纵成差别之相,如同折断一节华枝摆在博古架上,终成枯败。西施赵女,捧胸行步,皆成美妙;学者仿效,增丑颠扑。

心有真、俗二谛。心理的呈现活泼而变动不居,百姓日用须臾未离。探究明了此“心”,便是向道之志。书法的实践或批评都是很好的门径通道。以此作为缘起,上可承往古之正脉,解贤圣言教,自身现下即可受用于生命,格物致知,祛习复性,呈现真善美于作品,引导体、相、用于批评,无愧此时代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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